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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室内要不要全面禁烟,争论该基于哪些共识?

2019/11/9 4:35:43

上海室内要不要全面禁烟,争论该基于哪些共识?

连日来,有关上海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的条例修订案,引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激烈交锋。这次修订把一稿原有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改为“机场以及有条件的室内工作场所,可以设置具有独立通风系统且符合安全标准的吸烟室”,并加上宾馆可以设立“吸烟层”的内容。一些卫生界代表、委员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思想的倒退,并列举了“三手烟”(残留在屋内等处的烟味)对人体的危害作用。争论本是好事,体现了立法的公开透明,应视作我们政治生活的常态。但争论之前,对控烟的基本认识应达到一致,否则争论就缺乏基础。

 

就笔者参加过的几次讨论来看,我认为至少有三点认识应达成共识。

 

一,吸烟是否对人体有害?这听上去是个常识问题,所有的香烟壳上都标明“吸烟对人体有害”,为什么有代表、委员(有的自己并不吸烟)仍会提出:吸烟是否真的对人体有害?我当时有点惊讶,但仔细想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一些吸烟者寿命也很长,成为不影响健康的佐证;二是对吸烟影响健康的宣传欠缺,特别是对为何会影响健康的科普知识传播不够。比如,“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其实了解不多。卫计委的一位专业人员谈到:环保部门现在每天发布空气中PM2.5指数,一超过两三百大家就紧张。若在一个屋里三根烟同时抽,PM2.5指数可高达2000。而残留在墙壁、家具、地毯中的烟味会持续对人体造成损害。这样的知识我们平时在媒体和公益广告中很少看到。卫计委部门应拿出吸烟和被动吸烟确实对人体有害的详尽数据,包括不吸烟者与吸烟者人均寿命的比较数据等,以普及常识、广而告之。如果这个问题尚未说清楚,修法当然就有难处。

 

二是吸烟者的权利如何保护?这也是讨论中一些人常常提到的问题。其实,这个命题并不成立。《条例》从未禁止过吸烟者吸烟的权利,要禁止的只是在公共场所室内吸烟。为什么要禁?因为你损害了他人的健康。任何权利的保护,或者说任何个人自由的权利,都是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公共场所不能随地吐痰、不能大声喧哗、不能乱按喇叭,都是以此为原则,你不能说这是我的权利就要保护。禁止吸烟的道理也一样。所谓人性化操作,也只能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比如,公共场所有封闭的、装有通向室外通风设备的吸烟室,并经科学证明确实不会影响一定范围里室外人群的健康。如果做不到,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性化了。

 

三,烟草业的税收问题。有些人认为,烟草业对国家税收贡献很大。言下之意,这个条例的修订会影响税收收入。开宗明义说明这个观点的不多,但话中有话的表述还是能隐隐感到。确实,烟草业一直是上海的纳税大户,但上海从未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烟草业的税收只是个客观结果,但不是社会和政府的价值追求。甚至可以说,烟草业长期居于税收前位,恰恰说明上海的经济结构转型、创新发展尚未完成。更何况,如果我们承认“吸烟有害健康”,那么,由此造成巨大的医疗开支、显性和潜在的对人力资源的损害,都不是烟草业的税收可弥补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修订条例前,需对这些认识展开充分讨论,更加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女性公众的意见。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提到:“铭记妇女需充分参与各级决策和实施工作,并铭记需要有性别针对性的烟草控制战略。”因为科学证据表明,孕妇接触烟草烟雾,会对胎儿、婴幼儿和儿童健康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也应该看到,立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也许会对宾馆、餐饮等消费场所的营业收入带来影响。这两年人大组织控烟执法检查,在一些宾馆大堂看到,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告示,茶几上却放着烟灰缸。问管理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没办法,否则客人不来,住别家去了。这是典型的有法不依,根子里还是把赚钱放在保护公众健康之上。如此看来,条例修订案中宾馆希望保留“吸烟层”也就不奇怪了。当然,立法的主导者总是要以大多数人和公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应该科学评估这个吸烟层会否对“他者”造成伤害,然后再讨论能否保留。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改研究课题组,提供了一本500多页的参阅材料。从中可以看到,不只是发达国家已全面禁止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室内吸烟,连泰国、乌干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前些年也已制定相关条例。2014年,北京也通过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的条例。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文明建设理应走在其他城市前面。其他城市能做到的事,上海只要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做到。禁放烟花爆竹的实践就是证明。也许有人会说:“此烟非彼烟”,室内禁烟的监管要大大难于禁燃烟花爆竹,操作不可行。

 

其实,三十年前,“不要随地吐痰”似也被认为是个很难执行的规定,但今天,有这种陋习的市民已大大减少。在社会大多数人对公共场所室内禁烟已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不能因为担心执行难就在法律条款上后退一步。恰恰相反,应该去思考如何在修法后进一步加强宣传、监管和执法,使立法真正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最后,要说一句可能是多余的话。由于我们的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吸烟的不少,他们对这次控烟条例修订的态度,和立法后的率先垂范作用都至关重要。所谓“关键少数”,就应该在关键时候发挥关键作用。(作者为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驻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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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