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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郑永年:中国崛起重塑地缘政治利益

2019/10/23 10:57:10

【海外】郑永年:中国崛起重塑地缘政治利益

 

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至上的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今天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政治秩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政治秩序的重塑也变得可能。如何理解这个深刻的危机及其对政治秩序重塑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西方民主的核心在发生变化。这几乎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看,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二战以来,西方一直为民主能够整合国内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人口,曾经公投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但没有成功。现在是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已经几个世纪,但今天的局面表明,英国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西方其他很多国家,一旦条件出现,独立自治运动会自然回归。

 

当然也会有人说,西方这些国家都能通过民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民主如果意味着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国家,人们并不能确信诸多小国家的并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态。

 

从历史上看,西方曾经出现几波帝国的融合和解体的过程。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既是帝国解体的产物,也是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帝国的解体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充满了暴力和战争。如果众多的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融和便会成为必然;而融合的过程往往不是民主的、和平的,更多地是通过暴力和战争。这一点几乎是历史的铁律,很难改变。

 

从理论上说,民主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经验上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暴力和战争的过程。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

 

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主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发展;而民主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处,扩散到不同社会阶层。

 

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不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不同社会阶层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阶级分化的力量就会崛起,挑战现存民主国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马克思还是对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

 

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就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苏格兰来说,这一波独立运动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主要还是起源于撒切尔当政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之后,苏格兰人的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精英和民众中产生了独立自治的概念。而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忽视了它。长期以来,苏格兰地方政府一直为苏格兰人的福利而努力,在有限的自治权力下,追求和英国“不一般”的政策。这种努力强化着地方居民的地方意识或者政治认同。

 

民主意识替代不了民族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失。民主意识永远替代不了民族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

 

美国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种族问题之后,人们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这一次弗格森枪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脆弱。尽管美国已经产生了黑人总统,但民族问题依然照旧。在美国白人中间,并不乏痛恨黑人总统的政治人物和普通老百姓。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但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有效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收入差异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

 

实际上,弗格森的枪击事件所导致的种族冲突,也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问题不在于白人警察枪杀了黑人,而在于为什么这个事件导致了黑人迅速动员起来。这背后还是种族之间的经济问题。

 

西方国家本身面临着众多的问题,没有人非常相信民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的民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来自内外两个层面。就外在因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和美国所背负的,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包袱”的东西。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社会中,存在的对西方和美国的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

 

这种现象在中东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着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

 

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而是其他。尽管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貌似的民主,但并非真实的民主,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

 

当然,西方衰落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中东,从长远来看,更广大的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地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西方和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预,主要是对这些地区亲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减弱甚至不再继续,这些地区的民主政治的未来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西方和美国衰落的同时,另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变动,就是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这个变动也必然对非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前苏联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部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相似的政权类型。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

 

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已经和其中一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确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今天,和其中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密切化。

 

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不择手段。尽管俄罗斯现在也有多党制和选举,但西方并不认同俄罗斯的民主。俄罗斯在和西方的竞争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中国崛起重塑地缘政治利益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

 

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地缘政治,从中国独立出去,不管以何种方式。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

 

在下一个层次,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中国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

 

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

 

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今天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国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化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中国并不反对香港的民主化,但不会容许香港的政治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香港的泛民主派仅仅是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

 

今天,中国一直所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政策,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这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很显然,中国本身的政治秩序的变化更为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这种模式尽管也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西方那样的模式。可以相信,中国模式不会取代西方模式,但会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

 

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大变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秩序也必须得到重建;这种重建也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内部政治形式的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和内部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

 

(本文有删节,摘自《联合早报》,原标题为《郑永年: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