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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的中国朋友

2019/10/23 10:42:38

费正清的中国朋友

 

费正清不仅是以他命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主编。纵览费正清的《中国回忆录》,最有意思不是他如何写中国史,而是中国近代史如何改造了费正清。确切地讲,他的中国朋友在影响费正清的同时也影响着中美关系。

 

胡适递上竹笋与鸭肝

 

费正清的中国朋友圈俨然是一部精英名人录。他第一次到中国来认识的胡适、丁文江、陶孟和、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和钱瑞升都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巨匠。待到他以美国大使助理和情报协调局官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时,他的朋友圈已经不仅限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和翁文灏,进而延伸到周恩来的英文秘书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结婚时,乔的衣服被偷。身高差不多的费正清极力说服这位德国留学生留下他在英国牛津定制的蓝咔叽西装。“衣服是物质产品,为人服务,主要看穿它的是谁!”乔冠华在接受费正清的好意同时,也清晰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费正清对中国朋友的好意,无论党派。在北平的东兴楼饭庄,他第一次受到中国文化名人的接见(费自己的描述)。当胡适用筷子为他递上竹笋和鸭肝时,费正清感到“受宠若惊“。1932年6月,威尔玛·费远渡重洋来到北平,在一个四合院里,她与费正清结为永好。威尔玛·费就是后来的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费慰梅。而费正清原名费尔班克,到中国后他的朋友梁思成教授给他起了这么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从此这个南卡乡下来的年轻人开启了自己的中国缘分。

 

如果这还算不上“再生父母”的话,清华大学真正是费正清的第一个衣食父母。当年因为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教职失败,费正清求助蒋廷黻,获得在清华教授海关贸易通史的机会。按照费本人的叙述,在清华,他开始教书,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从此走上学术的“革命道路”。

 

学弟的荣耀

 

回报中国朋友的文化飨宴,费正清极力接济困难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期间,当他以美国文化官员的身份来到昆明和重庆的时候,费正清尽全力说服美国国务院帮助当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们。1943年8月,通过私人渠道,费正清为西南联大教授运送来急需的药物。年末,他还游说哈佛燕京学社为14位教授赴美赞助10万美元(1943年的物价)。在费正清的敦促下,美国陆军特别处划拨5千美金,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军演讲。名为演讲,实为补贴。

 

值得思考的是,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差别,费正清和他的朋友就产生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相反,受资助的中国朋友具有道德上的高位。费正清去探访逃难昆明的林徽因、周培源、钱瑞升和蒋梦麟时,前者有着顶礼膜拜的敬畏心,后者秉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先烈风骨。要知道,大家过去同为哈佛、哥大、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学长和学姐为了社会理想和中国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生活优渥的学弟奉上一些经济支持,这不仅应该,而且是学弟的荣耀。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的朋友确实显现出这样的天下大同的境界。

 

在他的中国朋友中,史沫特莱和蒲爱德是二个特殊的人物。前者把自己的新闻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收到费正清婶婶的介绍信,史沫特莱回道:“一位从哈佛和牛津来的有钱人应是上海最不需要的一类人。但是,如果有时间,我会与他见面。”寥寥数语,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带来的崇高感跃然纸上,尽管史沫特莱并非中国本土人。与她相比,出生于山东蓬莱的蒲爱德深深了解中国的普通百姓。她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15年。这两个美国人以自己不同的经历,影响着费正清对中国的情感和看法。

 

我会呼唤中国

 

抗战后,费正清回到中国,他发现周围到处是朋友、熟人、旧识,包括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人民日报副主编杨刚,后来的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他想找中国的菲茨杰拉德时,郑振铎给他带来冯亦代、徐迟、郑安娜(冯亦代夫人)。与他一同餐叙的是周扬、丁玲、成仿吾、艾青。艾青告诉他,“我们反感赫尔利(美国大使),喜欢惠特曼(美国诗人)。”即便是一甲子后,读到这段文字,仍让后辈热血沸腾,止不住向仙逝的前辈抱拳致敬!

 

费正清感慨道:“这简直就是一张朋友熟人交织的关系网!”无论多少表面冲突,朋友之间的深度理解和尊重变成相互扯不断、剪还乱的连理关系。

 

这张关系网让中美之间无论有多少政治和军事的冲突都仍旧保持智慧层面的相互尊敬,相互吸引。所以,费正清说,“中国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知识分子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观点,但不必各自坚持敌对的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国与国之间难免陷入政治和军事的冲突,但智慧层面的相互敬重帮助保存长久和平的种子。